CQ9电子官方网站如何突围前沿科技领域“卡脖子”困境？界遭遇到了“卡脖子”难题，激起了国内高涨的科技创新热潮，在各个领域也涌现出很多寻求创新、突围的优秀创业者，他们都面临哪些困境，又是如何突围的呢？

　　围绕这一话题，在由钛媒体和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联合主办的“2020 T-EDGE全球创新大会”上，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刘湘明与嘉宾展开了《前沿科技较量》的圆桌对话，讨论的嘉宾分别为睿思芯科创始人兼CEO&清华-伯克利深圳研究院教授谭章熹、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CSO葛冬冬、盖诺基金董事长兼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诺、新材智资本副总裁姜晓燕、国际仲裁员陶景洲。

　　圆桌刚开始，钛媒体集团联合创始人刘湘明刘湘明便将这一问题抛给了睿思芯科创始人兼CEO&清华-伯克利深圳研究院教授谭章熹。谭章熹表示，自己是做芯片的，采用的是第五源指令架构，从国际上来讲未来能够与Intelarm来竞争，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缺乏足够的人才，包括对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缺乏耐心。

　　他表示，做芯片是一个长期工程，不光是技术，也要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难题，另外芯片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产业链，很难在一个国家完整地构建完成。

　　“现在一些高校里有学生开始去学习半导体专业，这是一件好事，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规律，中国芯片也会发展得像西方那样成熟，我们刚好处在爆发的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积淀，相信会有很多企业突围出来。”

　　同谭章熹一样，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CSO葛冬冬也认为现阶段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人才。他表示，公司做特殊领域的工业软件，本身算是一些特定领域、细分领域的高端软件竞争，需要对数学、这个领域都比较了解的综合型人才，国内此前积累比较少，所以人才本身是比较稀缺的。

　　“目前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已经应用在京东、滴滴、华为、顺丰等公司，包括中国航天、国家电网、东华能源也在使用。带来的思考是，国内企业要有明确的忧患意识，像包括BAT也开始研究这方面的软件了，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他表示。

　　在盖诺基金董事长兼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诺看来，高铁轴承作为核心部件之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研究起来也是慎之又慎，在中美贸易战之前，面前的一座大山还是来自于垄断利益阶层。

　　“不过，现在举国都在解决‘卡脖子’难题，这座大山已经不攻自破了，而且发改委、各大部委在积极督促我们更快速的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在疫情之前，通过浙江省人事厅的帮助，和欧洲的世界专家、日本的世界级专家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是由于这次疫情，这个合作大大的延迟了。”

　　在整个“卡脖子”的名单里，涉及到新材料的非常多。新材智资本副总裁姜晓燕在现场表示，现在包括5G射频技术等关键材料85%都是进口的。

　　第一，对科学和技术分界点的判断，每一个新材料技术的培育、发展过程往往需要3-18年甚至更久，所以需要分清这个节点，进入到下一个生命历程才敢投。

　　第二，新材料往往涉及到原理到材料、器件、系统应用等，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需要投资人有很好的认知和把握。

　　第三，很多现有的基础技术面临跨界打击，哪一个频段适合用什么材料来处理，需要有物理的深度视角来看待，这一点极具挑战性。

　　“现在圈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耐心资本，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态势，现在做这个领域的早期投资已经能把投资的周期放到8-12年，我们是10年，其实还相对比较有耐心。”她表示。

　　“大家阶段目标是什么，预计要花多久去达成？”在第二轮对谈中，刘湘明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在座嘉宾。

　　谭章熹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应用也是层出不穷，在自己的领域还是要围绕特定场景，根据积累的客户经验，来完成特定领域的芯片应用。从开源生态来看，短期内希望在3-5年内完成在特定领域的布局，首先是IoT物联网等新的端侧领域，长期在5-10年内希望能建立起与英特尔匹敌的生态系统。

　　“我自己也是国际开源基金会的董事，未来3-5年内完全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做到国产替代，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一个指令架构，一个CPU的成熟，大概在20年左右的时间。”他表示。

　　国产求解器是中国需要突破的“卡脖子”工程之一，经过三年的研发、试错、迭代，2019年杉数科技正式发布“COPT数学优化求解器”。在葛冬冬看来，想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是需要2-3年的潜心研发。

　　“由此来看，我们用6、7年时间走过人家30年走过的路，这一发展速度也是很不错的。”葛冬冬总结道。

　　在新材料投资赛道，姜晓燕也有自己的投资规划。她认为，目前正处于新材料技术爆发期，包括在石墨烯、碳化硅、氮化镓等领域都会有很好的投资机遇。现阶段，公司投资布局新型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军工用的特殊金属材料三个方向的初创企业，用5年时间培养出各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在计算技术、交叉学科的融合上，新材料的发展会越来越快，我们从一些比较集成式的发展，慢慢往上游看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表示。

　　在《前沿科技较量》圆桌对话中，国际仲裁员陶景洲也参与了相关线年，陶景洲在处理和商事相关的合同纠纷以及国际投资仲裁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看来，科技企业人才难的问题在中国很突出，对于科学工作者还需要更多的容忍度，而在中国创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不够，违约、侵权的成本太低了，尤其是在前沿科技领域。

　　在圆桌对话中，他提到，公司曾经有一个工业互联网产品刚发布第二天，就被某巨头公司给拿去用了，友人告知该巨头已经内部立项专门做类似软件。

　　所以，葛冬冬认为，做核心工业软件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保护措施，“一些核心员工甚至不太敢出现在公司花名册上，生怕大公司时时刻刻在盯着你，这样才能协同开发。这个没有办法，否则你丢失一个人可能整个产品就没了。”

　　陶景洲则进一步表示，科技前沿的较量，无非就是自己研发，或者是进术，过去中国买了不少的高科技公司，但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既有美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高科技产业输出的限制，也有欧盟方面增加的所谓对等原则，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科技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把法律上的保护看得特别重要，这方面的费用也很少。

　　“有一个案例，一家美国硅谷公司的技术被copy了，我们代表这家公司来打诉讼，就因为我们保了诉讼的风险，最后和这家公司打了800多万美元的官司，这笔资金对于初创公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的最后，陶景洲强调道，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只有把创业的环境、未来潜在风险上的东西克服掉，才便于企业一心一意地做创业活动。原文标题：前沿科技领域“卡脖子”困境，我们该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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